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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与古籍整理出版 发布时间:2019-11-13 9:41:51   作者:齐浣心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翦伯赞担任古籍小组成员,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为首部古籍规划制订献策献力

  古籍小组首要任务是制订一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翦伯赞担任历史分组召集人,与文学组召集人郑振铎、何其芳,哲学组召集人潘梓年、冯友兰一起,承担我国第一部古籍规划的起草工作。

  郑振铎在日记中记载,1958年2月10日参加古籍小组成立大会,会上“我和翦伯赞、潘梓年分别说明文、史、哲三方面目录的编纂情况”。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在1958年6月的一次小组会议上提到,“现在郑振铎、翦伯赞、潘梓年诸先生把目录整理出来了……希望大家审阅后,提出意见,于7月内寄回”。

  在历史类古籍规划的编制过程中,翦伯赞认为,列入规划的项目首先要考虑它在史学研究中是否“有一定用处”,《左传》《史记》等既是史学名著,同时也是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类项目,不能一刀切地对它们进行分类,不应该非此即彼,列入文学类规划就不能列入历史类、哲学类规划。因此,翦伯赞在历史规划编纂说明中,专门对此加以解释:“列入这个书目(历史规划)中的书籍,有许多是和哲学古籍整理出版书目、文学古籍整理出版书目重复了的。”

  编制规划过程中,翦伯赞十分注重历史类图书的版本选择。每个规划项目都门列举出可靠的、较好的印本、抄本,作为整理出版时可依据的底本。古籍有清代官修四库全书之外善本者,取善本而舍弃四库本,当时点校整理“二十四史”,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辑印的百衲本,未用清代武英殿本;对于那些讹脱都比四库本更多的《续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则取四库本作为重印的底本。

  翦伯赞是少数民族人氏(维吾尔族),对民族古籍、民族历史也有着更深的感情,因此,在历史类古籍规划中,翦伯赞专门列入了“中外交通重要史籍丛刊简目”,并说明:“关于少数民族史的古籍,这个书目中所收很有限,将来当另编专题书目。”

  翦伯赞在历史类规划中最后说明:“我们所拟定的这个缓急先后的次序,未必完全妥当。甚至其中有些古籍是否值得整理出版,也还可以商量。希望同志们多提意见。”对于历史规划的意见,翦伯赞请各位专家将意见直接寄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他本人。

  经过缜密编辑和艰苦努力,一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历史部分)在翦伯赞手中诞生了。这是一部比较全面、长远的古籍类图书整理出版的计划,对我国古籍的整理,有着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考量,其意义不言而喻。1958年规划实施,共收录历史类古籍项目2095种,在其后较长的时间内,这部规划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它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积极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翦伯赞与齐燕铭、金灿然、范文澜、叶圣陶等共19人担任古籍小组成员,当时古籍小组的工作目标定为“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机会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

  1958年7月4日,翦伯赞与郑振铎、何其芳几位古籍小组成员,在小组组长齐燕铭、小组办公室主任金灿然召集下,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就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当时负责主抓古籍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座谈会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历程中,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有意义的座谈会。

  1958年,全国学术界提出“厚今薄古”,这对历史研究、古籍整理等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厚今”如何“厚”,“厚”到什么程度?“薄古”如何“薄”,“薄”到什么程度?古籍小组的工作该如何开展,中华书局的古籍图书该如何出版,小组成员的认识也需要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毅副总理参加了古籍小组成员的这次会议。

  会上,齐燕铭、翦伯赞、金灿然等人就“厚今薄古”“厚古薄今”等问题与陈毅副总理进行了沟通。翦伯赞在会上说:“史学方面的情况,学校里二年半讲通史:一年古代(三千年),半年近代(80年),一年现代(40年),研究中心随之转移。对于史料,没有过去那样重视。我们从来也未说过不要史料,现在可能有个倾向,不敢搞史料了。‘史料即史学’‘史料唯物论’,这是谬论。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不能算史学。有人不想搞史料,而转为搞理论了。书目要搞,有人不主张搞。我个人意见,古籍可以出,出好一些。培养人的问题还是应该搞。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人接班。”翦伯赞鲜明地表明态度,“厚今薄古”的情况下,重视史料的研究工作,认为古籍不但可以出,还要出好一些,重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培养。

  陈毅就大家提出的问题指出,“搞古籍,厚古也没有办法。没有人搞古籍也不行。厚今薄古是对的,有人搞古籍也是对的。”“古籍要搞,印的要比较好,为专家,也为工农兵。”

  翦伯赞认为,这次座谈会,在当时起到了明确思路、明确导向的作用,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对当时古籍小组和中华书局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定下了基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翦伯赞遵照陈毅副总理的指示精神,扎扎实实地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北大创立古文献专业

  1958年2月,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上,提出了“为了培养整理古籍的人才,拟建议教育部在北京大学开设一个专业学系”。1959年3月,古籍小组第二次工作会议提出了培养古籍整理出版后备人才的具体方案,通过高教部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定向培养学生,毕业后输送部分学生到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这个专业的开办,由翦伯赞与古籍小组的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人具体负责筹备等一系列工作。

  翦伯赞在此前的1952年北京大学院系调整时,担任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历史系合并而成的新北大历史系主任。将三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团结起来,没有高超的工作艺术是做不到的,翦伯赞做到了。在北京大学开办一个专门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人才专业的工作时,作为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多方协调,将北京大学文学、历史、哲学专业的知名专家引进到古典文献专业的教学工作中。就连“古典文献专业”这个名称,也是由他拟定,并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的。

  为宣传北京大学新开设的这个专业,翦伯赞专门撰写文章,1959年7月17日《光明日报》上刊发了他的署名文章《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翦伯赞在文章中写到:“北京大学今年新设了一个专业,名曰‘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才,主要的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整理古典文献要有人,要有一定数量的专人来做这种工作。不可想象,没有一个整理古典文献的队伍,只靠少数学术工作者的业余劳动就能翻动这座几千年堆积起来的古典文化的大山。”“真正的古典文献整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工作,因为所谓古典文献整理,是要在古典文献上进行科学加工。”“现在北大设置这个‘古典文献专业’,正是为了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变成科学。”

  设在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学制五年,魏建功担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1959年9月招收了第一届本科学生,这是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培养古文献学研究与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学术机构。此后,又陆续招收了两届。这三届学生,于1964年到1966年先后毕业,共分配到中华书局三十余人,初步达到了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培养人才的目的。

  支持《古籍简报》工作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是古籍小组成立后,由古籍小组办公室编辑出版的一份内部刊物。翦伯赞对这份刊物给予了大力支持。

  1961年7月第10期《古籍简报》,刊登了翦伯赞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全文一万余字,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金灿然撰写编者按:“这份材料是翦伯赞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而草拟的。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都很有启发。兹征得翦老同意刊载,供大家参考,但请勿公开引用。”翦伯赞在《初步意见》中旗帜鲜明地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表示反对,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作者和编者都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翦伯赞在金灿然的一再鼓励和动员下,决定在《古籍简报》上刊出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二人友谊的见证。

  1962年第6号《古籍简报》刊发翦伯赞的《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的初稿于1960年即已完成,但翦伯赞本人一直不是很满意,不断在修订,其间从未示人。文章近两万字,其中论述了“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两篇文章在我国史学界、古籍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是两篇重量级文章。当时刊发文章的《古籍简报》,是古籍小组主办的内部刊物,由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金灿然主抓。这份刊物虽然不对外公开发行,但在古籍整理学术界、出版界,一直有较大影响力。因此,两篇文章在《古籍简报》刊发后,相继被其他公开出版发行的刊物所转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翦伯赞在两篇文章中对历史问题、民族关系问题、农民战争问题等进行深入探讨,厘清了若干被扰乱的史学观点、研究方法。

  内蒙访古

  1962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翦伯赞的散文《内蒙访古》,这篇散文后来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这篇散文是1961年7月,翦伯赞担任代表团团长,应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邀请,与范文澜、翁独健、刘大年等专家一起,对内蒙古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访问结束后,翦伯赞完成了《内蒙访古》的创作。

  近两个月的访问时间,代表团行程一万五千余里,翦伯赞对内蒙古历史有了深入了解。

  代表团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及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历史研究所分别做了学术报告、召开了座谈会,与当地青年学者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翦伯赞认为,研究蒙古史,内蒙古自治区当地的研究人员要肩负起这个重任,要培养出一支有学术水准的本民族历史科学工作队伍。

  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一文中,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八个字概括了对这次行程的直观感受,称这次访问上了一堂很好的蒙古史课程,从昭君墓写到昭君出塞,再写到自己的历史观点,“和亲政策比战争政策总要好得多”。文章中,翦伯赞将所见所闻与《汉书》《史记》《战国策》等经典古籍融会贯通,以其史家之笔纵论古今。

  内蒙访古一行,让翦伯赞看到了内蒙古历史这个尚未完全打开的历史宝库,他认为“至少没有引起史学家足够的注意”。旅途中、返京后,翦伯赞作为古籍小组成员,与同行的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对内蒙古历史的研究与出版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此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元朝秘史》《元典章》《元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等一批相关历史专著。

  ■齐浣心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11月06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