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界动态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早期发展历程 发布时间:2021-8-25 16:00:02   作者:齐浣心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的一份内部发行刊物,1958年12月创刊,20世纪60年代停刊数年,直至1979年复刊。至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创刊63年,出刊满600期。

  六十多年间,这份没有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比较全面地刊发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整理出版古籍的经验、相关学术活动及海外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评价等信息,对推动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其积极引领作用不可低估,它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历程的重要见证。

  办刊历程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方针,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随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稳步开展起来。为了在古籍规划小组、出版社、学术界和读者之间搭建一个沟通平台,交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总结经验并听取意见建议,迫切需要一份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服务的刊物。在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和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金灿然的精心研究和筹划下,1958年12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前身《古籍整理出版动态》问世了。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非常重视这份刊物,他亲自拟定了刊物的名称,并亲笔题词,写下了“古籍整理出版动态”八个字。

  《古籍整理出版动态》这份“内部刊物”虽然没能公开发行,且印量不多,但却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惟一一份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刊物。从创刊之日起,这份刊物便明确了办刊宗旨,第一期《古籍整理出版动态》的“创刊前言”简明扼要对此作了说明:

  一是报道关于整理古籍的方针、方向的意见;

  二是报道重要古籍的整理出版计划、出版情况和问题;

  三是报道与古籍整理有关的重要学术动态;

  四是集纳报刊上关于古籍的重要评论;

  五是报道外国出版我国古籍的情况和关于我国古籍的论述。

  “创刊前言”专门写道:“希望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随时向我们提出意见和供给稿件。”可见对刊物的定位在创刊之始就十分明确,也十分重视约稿之事。

  《古籍整理出版动态》的具体编辑、印制、发行等工作,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负责,具体工作落实在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办公室,先后担任刊物编辑的有俞筱尧、李侃等人,终审由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金灿然担任。

  据《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记载,1959年11月25日,《古籍整理出版动态》更名为《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正式出刊改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疑为1960年第1期,待考),刊头仍由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亲笔题写,并且沿用至今。更名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以下简称《古籍简报》)每期规模从八页逐步增加,最多时达十三四页,但出版频率一直保持一个月至少一期的节奏。“动态”改为“情况简报”,这应该不只是简单的刊名的变更,更多地体现出当时古籍小组对这份刊物办刊宗旨的深思熟虑,“动态”,可以理解为客观反映有关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动向,而“情况简报”则有着既向学术界报道有关情况,同时也有报道古籍小组工作情况之意。

  与创刊之初相比,调整后的《古籍简报》突出了对古籍图书编辑经验的总结、对学术界古籍研究状况的关注,同时明确了对海外汉学研究情况的重视。

  1959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物质极大匮乏。出版行业的纸张也极度紧张,为节约用纸,1960年12月,古籍小组办公室向文化部递交了一份关于将《古籍简报》从油印改为铅印的报告,《古籍简报》自创刊以来一直油印出版,一年需要18令纸,而改为铅印后,《古籍简报》一年将节省13令纸,只需要5令纸即能满足印刷需求。

  文化部接到报告后,就此事专门请示了中宣部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在这次请示中,文化部专门明确了《古籍简报》的“全部稿件由金灿然同志负责审查,重要稿件由齐燕铭同志负责审查。(《古籍简报》)大约每月一期,每期大约12000字,发行600份”。

  中宣部于1961年1月7日电话答复文化部党组,同意《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改为铅印。

  文化部党组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61年改为铅印的请示

  (60)文党字第319号(1961年12月30日)

  中宣部于1961年1月7日电话答复文化部党组,同意《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改为铅印。

  中宣部并周扬同志:

  中华书局有一个油印内部刊物《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已出版37期。内容主要是报道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政策和计划,交流有关整理出版古籍和有关学术活动的情况,反映有关外国情报。发行对象为有关负责同志、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以及若干专家。出版以来,在推动和组织整理出版古籍、交流学术情况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颇为有关方面所重视,在全国范围内,也只有这样一个小刊物。中华书局为了改进这个刊物,并节约用纸(油印时一年需18令,改为铅印只需5令,可节约15令),希望能在1961年改为铅印。改进后的报道中心为:(1)有关整理古籍的方针和政策;(2)关于古籍整理和有关书籍编辑工作经验的总结;(3)重要书籍编辑、整理进行情况;(4)重要的外国有关情报。要使这个刊物在整理古籍的工作中起一定的指导和组织作用。

  改刊以后,努力提高质量,加强与各方的联系。全部稿件由金灿然同志负责审查,重要稿件由齐燕铭同志负责审查。大约每月一期,每期大约12,000字,发行600份。

  我们认为,中华书局的这个刊物带有全国性质,对推动整理出版古籍和有关学术活动能起一定的作用,过去办得也还好,拟同意改为铅印。当否,请指示。

  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34—36期。(略)

  文化部党组 钱俊瑞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这份珍贵的文件的原件,目前保存于中央档案馆,这也是我国出版史上有关《古籍简报》为数不多的一份官方文件。

  1966年5月《古籍简报》出版到第七十八期后停刊,这九年,总计刊发文章愈千篇。

  组织作者队伍

  《古籍简报》创刊初期,办刊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古籍简报》刊发的文章基本没有署名作者,大多为出版社、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供稿,以及简报编辑部根据会议信息、出版信息等整理、编辑的稿件,一般都短小精悍。作为内部刊物,带有一定公益性质,《古籍简报》一不给作者发放稿酬的,二属于不定期出刊,三每期免费寄送专家、研究机构,这造成了《古籍简报》在社会上、学术界、出版界的影响力还不够大,《古籍简报》当时也没有强有力的作者队伍作为支撑。

  《古籍简报》在组织、培养作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就曾经是《古籍简报》的重要作者之一,他承担起《古籍简报》有关海外汉学研究情况,以及海外对我国整理出版古籍的重要评论的收集、整理、报道,他陆续在《古籍简报》上刊发了《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全集》、《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的研究简况》、《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中国诗人选集》《最近英美出版的两本有关“道德经”的书》等文章,向国内古籍整理出版界、学术界提供了重要的海外学术信息,使得《古籍简报》在当时具有了国际视角,这对当时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界的专家、学者来说,不啻一缕新鲜的空气,为他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打开了一扇窗。

  《古籍简报》培养的作者,不只有白化文,从创刊到“文革”停刊,这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能看到《古籍简报》对年轻学人的提携和影响。如《古籍简报》刊发了姚鉴、傅璇琮的《杜甫作品在日本》,程毅中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编者是谁》,姚鉴、何嘉的《日本研究我国近代史的若干情况》等。这些作者当时都比较年轻,傅璇琮、程毅中当时都不到三十岁,他们的业务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不仅成为《古籍简报》的作者,后来更一步步成长为中华书局的优秀编辑、编辑室主任,直到担任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副总编辑,他们的影响力也不仅仅局限于出版界,在学术界同样成为知名专家。

  《古籍简报》办刊过程中,在提携、培养年轻作者的同时,还注重向学术名家约稿、刊发他们的文章。当时为《古籍简报》撰稿的作者群中的知名专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翦伯赞了。翦伯赞是古籍小组成员,与金灿然等人共同积极推进、筹办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历代各族传记会编》《中外历史年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专著,这样一位中华书局的老朋友,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成为《古籍简报》这份内部刊物的重要作者,在《古籍简报》上刊发了若干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

  翦伯赞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全文一万余字,《古籍简报》的编者按是这样写的:“这份材料是翦伯赞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写《中国通史纲要》一书而草拟的。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都很有启发。兹征得翦老同意刊载,供大家参考,但请勿公开引用。”从编者按中能看出,《古籍简报》全文刊载翦伯赞的这篇文章,是十分慎重的,首先征得了翦伯赞的同意,其次不希望被读者公开引用,从这种慎重的态度,能看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初步意见》一文就当时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论述,每一个问题的论述都旗帜鲜明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浮夸浮躁等不正之风表示反对,这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写作者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敢于在《古籍简报》上拍板刊用的金灿然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据张传玺在《翦伯赞与金灿然》一文中回忆,当时翦伯赞是在金灿然的一再鼓励和动员下,才决定在《古籍简报》上刊出《初步意见》一文的。《初步意见》在《古籍简报》刊发后,很快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多家报刊以《古籍简报》刊发的《初步意见》为蓝本进行转载,同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翻印;当年第9期《人民教育》杂志转载刊发;11月,《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内部刊物)第一期登载;12月22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光明日报》发表《初步意见》时,正值北京历史学会年会举行,会长吴晗(古籍小组成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适时组织与会者对《初步意见》进行了一次讨论。

  翦伯赞的《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1960年即已完成,但他本人一直修订,从未示人。直到1962年上半年,翦伯赞为主持《中国史纲要》的初稿讨论有了一次江南之行,期间他在上海、南京等地作了几场学术报告,报告时他把《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的部分观点作了阐述,5月18日上海《文汇报》以《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翦伯赞在上海所作的两次学术报告的摘要》为题,用半版的篇幅作了报道;《新华日报》在5月16日也作了详细报道。《古籍简报》征得翦伯赞同意后,拟全文刊发《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6月5日,翦伯赞对文章最了最后修订,完成定稿,其中收入了此前报告中没有讲到的内容,如“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等。1962年7月30日第7期《古籍简报》将文章刊载出来,全文近两万字,一篇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文献至此正式与世人见面。这期《古籍简报》印刷发行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古籍简报》能够全文刊发翦伯赞的两篇重要文章,而且基本上都是以专刊的形式登载,为翦伯赞提供了表达自己学术观点的阵地,这是《古籍简报》拉动名家作者的一次典型案例,也是《古籍简报》尊重学者、支持学者的典型案例。

  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古籍简报》虽然是一份内部刊物,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只有这一份关于古籍整理的报刊,古籍小组非常重视这份刊物,充分发挥这份刊物在宣传报道方面的优势,策划、组织了一系列专家、学者关于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意见、建议的文章,先后刊发了《赵纪彬同志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意见(摘要)》《王仲荦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意见》《陈援庵谈文风和资料工作》《白寿彝谈史学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的问题》等。对专家的研究工作和出版情况,《古籍简报》也给予特别关注、及时报道,先后刊发了《嵇文甫打算评点王船山史论》《关锋完成新著〈庄子内篇译解和批评〉》《清华大学张子高修改〈中国化学史〉》《王力编写〈诗词格律〉》等。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有关古籍整理的学术思考、了解最新的古籍整理著作的出版的渠道。

  为了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古籍简报》专门开设了一个栏目,刊发编读往来,让《古籍简报》切实成为出版社、读者之间的桥梁,新开设的栏目后来定名为“读者·作者·出版者”。

  《古籍简报》还十分注重听取作者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发给《古籍简报》的较为重要读者的一封信函,征求他们对刊物的意见和建议。信函内容如下:

  同志:

  寄上我局编印的内部不定期刊物“古籍整理出版动态”一份,供您参考,以后仍当按期奉赠。您对这个刊物的编辑出版工作方面有什么意见,至盼随时指示,又,投递地址是否快妥,有无改动,请随时来信示告。

  此致

  敬礼中华书局总公司编辑部1959.9.2

  这封信函发出后,得到《古籍简报》读者的热烈反响,不断收到反馈回来的信件。因为寄发的“读者”,很多人同时也是中华书局和《古籍简报》的作者,他们的反馈是高质量的,随后《古籍简报》有选择地进行了刊发。

  《古籍简报》在推动、组织整理出版古籍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1961年,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计划整理出版林则徐、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的个人文集,《古籍简报》在当年第二期上专门刊发了一则征稿启事。当时,中华书局已着手对林则徐、朱执信、廖仲恺三人的文集开展了相关的整理和编辑工作,但此三人的作品散佚的较多,收集起来难度很大。为了把工作做到位,使三部文集的内容更加充实、完备,便以征稿的方式,对社会上个人手里存有林则徐、朱执信和廖仲恺等人的论著、诗文以及公牍、书札、日记等进行征集,希望手里保存有相关原件、抄本或照片类历史资料的人员,能够提供给出版社。征稿启事中专门说明,所征收材料一经采用,“当酌致报酬”,并承诺如果提供的材料是原件,采用后会妥善归还。1962至1965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林则徐集·日记》《林则徐·公牍》和《林则徐·奏稿》,将林则徐的个人文集出版完成,这是首次将林则徐作品全面收集整理出版,有着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廖仲恺集》于1963年出版,但因为种种原因,《朱执信集》直到1979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三部文集的出版,都或多或少受益于《古籍简报》刊登的这则征稿启事,三部文集的内容都因此获得了极大的丰富。这是《古籍简报》在推动古籍出版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的一件典型事例。

  《古籍简报》在古籍整理出版规范的问题上,组织刊发了若干文章,一方面希望引起出版社、编辑的重视,一方面在探讨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规范。1958年刊发了《关于整理出版古籍中撰写序言的一些情况》一文,针对当时已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的序言情况进行分析,比如有的古籍图书不撰写序言、后记,直接印刷出版;有的撰写了序言,但只是简单介绍所据版本、作者生平等,对古籍图书的内容只字不提;有的序言在撰写时出现厚古薄今等倾向性意见,等等。文章认为,古籍图书的序言非常重要,它要对读者的阅读起到一定的指导、帮助,除了介绍版本源流、翻刻经过等,还要有整理者、编辑的独立见解,对古籍图书的内容要有分析、有研究地介绍。文章最后对撰写序言进行了总结,影印、汇编类的古籍,撰写序言时要交代出版的目的,介绍整理的情况,指出原作者的观点;文学类古籍图书的出版,在撰写序言时要注意具体分析、指出原书的精华与糟粕,实事求是地对原书和作者进行评价;哲学类等古籍图书的出版,撰写序言时要作全面分析,指出书籍内容反映出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复杂性。文章还指出,撰写序言,可发动出版社的编辑,也可以组织社外的专家学者,但撰写人员必须对图书有深入研究,同时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这篇文章对古籍图书的整理者、编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的内容虽然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色,但今天读来,依旧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性。

  1979年7月30日,停刊13年的《古籍简报》复刊,刊头仍使用齐燕铭的题签,这一期刊发了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的文章《怀念金灿然同志》。《古籍简报》复刊的消息在1979年第9期《出版工作》上刊发。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8月18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