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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底本失当举例 发布时间:2019-9-19 14:37:36   作者:黄永年  
    由于没有选择好底本,或者由于不讲究选择底本,甚至不懂得版本,不会选择底本,以致在整理古籍中出现失误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以民国时商务印书馆辑印四部要籍的《四部丛刊》为例,这全部是选择善本作为底本影印的。由于主持者张元济、孙毓修都是版本目录的行家,工作又认真,底本绝大多数选得好,因此很受学术界重视,下一篇讲“影印”时还要谈到。但仍有少数底本选得不够好,有的在所选底本的鉴定上还出过差错。除前面提过的《西崑酬唱集》外,如《盐铁论》,将叶德辉推荐的明刻本误认为是弘治时涂祯刻本采用,而没有用缪荃孙所藏真涂祯本(对此《藏园群书题记》里已指出)。明黄省曾注《申鉴》采用了嘉靖乙酉刊本,其实这是黄注原刻的覆刻本,其刻板后来收入《两京遗编》中者,黄注原刻是正德时文始堂所刻,并非绝不可得。《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用所谓金晦明轩刻本,其实是明成化时的覆刻本,并非真晦明轩刻本,而且晦明轩本的刊刻已在蒙古定宗四年,其时金已为蒙古所灭。《慎子》用缪荃孙藕香簃传抄明万历时慎懋赏刻本,这个本子大部分出于慎懋赏伪造,即慎氏万历时原刻亦无足取,何况是个新传抄本,如一定要用旧本,本可以用明绵眇阁刻本或《子汇》本,如要足本,则不如用《守山阁丛书》本。《欧阳文忠公集》用所谓元刻本,其实是明天顺时刻本,因为是初印,而且字体和元浙本一样用赵孟頫体,故书商用来冒充元本,影印时也误信误认。《高太史大全集》用的是所谓明景泰庚午刊本,其实景泰本是黑口,这是白口,显然不对,再从字体上可断定它不过是正德、嘉靖时的重刻本。《文心雕龙》用明刊本,说是嘉靖间刻,其实是万历时张之象刻本,因脱去刻书序而误认。《花间集》用明万历时玄览斋刻巾箱本,其实这个本子已将原书分卷窜乱,并非善本,宋本在当时虽不易寻觅,但若采用仅比宋本次一等的明正德时陆元大刻本就比用玄览斋本好得多。以上这类差错失误,如果鉴别得仔细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于有些书,有宋本而用了明本,有旧刻本而用了抄本,则可能是寻觅商借有困难,但只要所用的明本、抄本还不坏,自不应过于苛求。

    《四部丛刊》是编印得好的,尚有些差错失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在选用底本上就更成问题了。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样都是民族资本企业,在旧社会自然要互相竞争,《四部备要》的编印就是为了对付《四部丛刊》的。只是当时中华书局的主持者对版本目录并不在行,也缺乏向藏书家们广泛征求商借宋元旧本的能力,只好不用旧本影印而用仿宋铅字根据通行的本子来排印。如果这些通行本经过认真挑选,能选用在校勘上比较精审的善本作为底本,这么做也未始不可。但《备要》的选编者连这点也不能做到,所选用的底本常常是当时通行本中的最价廉易得的官书局刻本和官书局出售的其他普通刻本,有些明明有清初或乾嘉时的原刻本也不用,尽管这些原刻本在当时并不难得。同时,用了这些局刻本有时还不肯实说,而自吹是用原刻甚至宋元旧刻。如《十三经古注》里的五经,说是用相台岳氏家塾本,其实相台岳氏原刻五经之藏于清宫者早在嘉庆时就失火被焚,《备要》所根据的不过是乾隆时武英殿仿刻本,而且还不见得是武英殿原刻,很可能是金陵书局或其他官书局的重刻本。五经以外的八经古注都用永怀堂本,这是明末金蟠、葛鼐等刊刻的,书板到清末民国时仍存留着,修补后归浙江书局印售,因方便易得就成了《备要》的底本,但本子实在不好,如《孝经》明明是唐玄宗注,却题为“汉郑氏注”,《备要》照样排印,只在封面上改题个“孝经唐玄宗御注”,和正文之题“汉郑氏注”互不照应,又不作说明。《清十三经注疏》中如《周易述》、《春秋左传诂》等原刻本均不太难得,却不访求原刻,而用所谓《学海堂经解》、《南菁书院续经解》的重刻本来充数。《玉篇》,康熙时张士俊泽存堂仿宋刻本并不难得,也不去访求,而用光绪时《小学汇函》的重刻本充数。《说文解字》是影印的,底本不用清人刻本中最好的孙星衍仿宋本,而用朱筠根据汲古阁五次剜改本仿刻的椒花吟舫本,又不把这点写清楚,而胡乱题作大兴朱氏仿宋重刻本。《国语》、《战国策》都有嘉庆时士礼居仿宋刻本而不用,却用同治时崇文书局覆刻士礼居本,又冒称是据士礼居黄氏本。殊不知士礼居本《国语》并未附汪远孙的《明道本考异》,崇文本才附上,今《备要》本也有汪氏《考异》,是其出于崇文本的铁证。这种冒称据某本又自露马脚的事例在《备要》里还很多,如《日知录集释》说是据原刻本,其实是据同治时广州重刻本,但因把陈璞重刻跋语也排印在书后便露了马脚。《墨子》、《老子》、《庄子》、《荀子》、《管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其实都用的是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本,却冒称是《二十二子》所源出的明刻本和乾嘉学人的校刻本,但《庄子》明嘉靖时顾氏世德堂刻《六子》本不题《庄子》而题《南华真经》,浙江书局据世德堂本重刻收入《二十二子》时才改题《庄子》,《备要》本冒称据世德堂本却都题《庄子》,这又露了马脚。总之,就选用底本这点来说,《备要》实在太成问题,和《四部丛刊》之认真不苟间或出点差错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些人却喜欢《备要》排印得清楚而不习惯看影印宋元旧本的《丛刊》,甚至出现引用古籍要以《备要》本为准而反对用《丛刊》本的怪事,所以有必要在这里讲清楚。

    解放以后,出版事业由国家经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私营企业也都改组成为国家的出版社,像《备要》那样选用底本不负责任的事情是不多了,但还不能说完全绝迹。这里就见闻所及举几个实例。五十年代影印《大唐西域记》,本来这部书的宋刻释藏梵夹本保存至今并不止一种,却不知选用,而用了明嘉兴藏本即所谓支那本做底本,这个本的卷一一“式修供养”以下五百十六字全系明人所增窜,是一个很不行的本子。所谓“评法批儒”时出版的《刘宾客集》,用题有“中山集”字样的明刻本影印,这个明刻本只有三十卷文集,没有外集,而董康影印日本藏宋本以及《四部丛刊》影印董本之外集十卷完足者,却没有被采用。《旧唐书》现存较早的刻本是南宋绍兴时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残存六十九卷,其次是明嘉靖时闻人铨据宋本重刻的本子,清乾隆时殿本则是根据闻人本又加以窜改后刊刻的,若干地方失去了原书的本来面目,道光时岑建功本则用殿本重刻,近年出版的新点校本却用岑本为底本,而不用较能保存原书面目的影印宋本配闻人本的百衲本。前几年出版了《贞观政要》的标点本,用《四部丛刊续编》影印的明成化经厂刻元戈直注本为底本,其实戈注本已将原本的篇章窜乱,并非吴兢原书的真面目,而未经窜乱的明洪武刻本,北京图书馆先后入藏了两部,标点者却不知利用。当然,在选用底本上所以出现这些失误主要不会是出版社不负责任,也许是工作人员缺乏版本知识所致。

    底本选用的确当与否对古籍整理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失误,则其他工序做得再努力也难于补救。因此,应该把这项工作重视起来,让每个古籍整理工作者都有机会学习版本学,在选用底本上接受严格的训练。
(来源:(摘自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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